2018年12月17日上午，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方涛教授学术讲座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46室圆满举行。方涛教授带来了以“贸易冲突背景下欧美国家人才（移民）政策新动向”和“中国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工资溢出和就业的影响——来自纵向个人层面数据的证据”为主题的两场精彩报告。
本次讲座由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陈丽君教授主持，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顾问纽芬兰纪念大学Stephen Jarislowsky讲席教授、欧美同学会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世界银行“移民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方涛博士担任主讲嘉宾，浙大公管学院沈永东研究员、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方茜以及浙大公管学院十多位硕、博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并展开了研讨。
讲座开始，陈丽君教授介绍了方涛教授的长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全球人才流动和移民政策等，希望与会人员能够从方教授的学术讲座中汲取全球移民政策的前沿讯息，深化贸易冲突背景下我国人才战略的研究，学习方涛教授研究中使用的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第一个报告中，方涛教授围绕“贸易冲突背景下欧美国家人才（移民）政策新动向”这一主题分享了如下观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争夺、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带了极大的影响。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由于贸易逆差导致的，很关键的一部分在于科技人才。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人才封锁等措施，造成了中美之间人才互动交流受阻，保护主义抬头。基于此，方涛教授通过对欧美和亚洲主要国家的人才（移民）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当前主流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呈现开放态势，全球人才竞争加剧；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人才与技术移民政策持续收紧，但对专业性技术人才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并借助良好的经济表现和多样化的文化吸引着大量的技术性人才；亚洲发达国家对各类人才求贤若渴，政策总体趋于开放。当前中国所要应对的不仅是欧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亚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加入了对人才的争夺。
首先，方涛教授从理论层面对国家人才与移民政策进行了解释和分析。方教授认为，第一，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看，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要素驱动阶段——资本资源的投资驱动阶段——知识、信息的创新驱动阶段——财富保值、升值的财富驱动阶段。第二，根据佛罗里达的人才经济地理理论，人才对高新技术产业分布和区域经济收入有着积极影响，人才具有集聚效应能够形成创新阶层；同时，人才还具有溢出效应，多元化群体的存在有利于知识溢出和人才资源正向外部性的扩散。第三，从经济理性主义理论来讲，移民可以促进国家发展，短期内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短缺和技能不足的情况；长期内移民的创新创业对国家的经济也是具有正向影响的。第四，从制度主义来看，当前欧洲国家接受难民和外国务工者的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人道主义精神在其中，既考虑国家的利益，也兼顾社会群体的利益。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人才与移民政策对迁出国、迁入国都是具有一定效用的。对于迁出国而言，侨汇的增加可以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增加本国的投资；对迁入国而言，移民的增加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同时移民带来的创新创业可以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国际人才与移民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在全球的流动，通过信息分享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
随后，方涛教授介绍了北美洲国家、欧洲主要国家、大洋洲国家以及亚洲主要国家人才与移民政策现状与动态。就美国而言，前期的移民政策基础主要是家属团聚，到特朗普时代移民政策由原来的“亲属”移民转向了“择优”移民，通过提高门槛、改变签证规则等方式持续收紧H-1B政策，明显向高技术人才转型。而加拿大作为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加拿大的移民占总人数的20%，一直采用了积分制的方式。当前主要转向了雇主和就业导向的移民政策，增加有就业能力移民的同时，也提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以此减少投资移民的数量。欧洲主要国家移民政策基本上是右转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点是中东北非变局造成的难民危机；第二点是欧洲民粹主义的抬头；第三点是英国脱欧事件，承接欧盟公民身份问题。但在此背景之下，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关注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非传统移民国家的移民比例大幅度提高。大洋洲国家总体上也是收紧的，对高技能的人才优先考虑，通过薪酬而非职业的方式来对人才的价值进行判断。亚洲主要国家中，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发达国家目前对移民政策纷纷有所放宽，希望通过放宽移民条件的方式吸引大量的劳工，以应对老龄化、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劳动力市场短缺等问题。
2018年12月10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163个国家通过，中国表示愿共同面对移民问题，但契约实施起来有很多难度。第一，移民政策与其他政策不一样，货物、金融可以实现全球化，人力资源由于涉及到了主权问题，个人的流动一直很难达到一致；第二，发达国家在吸引人才中具有优势，发达国家在吸引发展中国家高层次人才时甚至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这对中国极具挑战。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到底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所需吸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吸引的境外人才是不是对社会和经济都用着重要的贡献？以及对创新创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绩效？都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人才保留度难度降低的同时，中国对中高人才的吸引将面临来自全球更大的竞争力。
基于这些分析和思考，方涛教授指出，为应对国际变化，中国应持续加大经济建设，通过经济发展增加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国外人才的吸引和保留；对急需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实现有序开放，并改变原有重引轻管的状况；利用港澳湾区优势，充分发挥境外人才引入的“联系人”作用；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并增加对留学生的保留。
在第二个报告中，方涛教授围绕“中国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工资溢出和就业的影响——来自纵向个人层面数据的证据”分享了如下观点：当前，最低工资政策在全球超过100多个国家中都使用，也是劳动经济学领域很经典的研究议题。但学术界就最低工资政策如何能有效完成其政策目标，最低工资设计到什么水平是合理的，最低工资政策积极效应（给就业者提供保障）和消极效应（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就业）哪个更大，却没有达成共识。方涛教授团队通过2004-2009年中国县市级纵向个体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增长有提高低工资工人工资的预期效果，其工资增幅大约在41.9%。对于就业，最低工资政策会产生校级效应，即降低了就业的概率。此外，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还会带来溢出效应，不过仅限于略高于新最低工资的群体。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可以提高中国低薪工人的工资，但是却以降低部分就业概率为代价。合理地设置最低工资线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讨环节，陈丽君教授、博士生金铭、李言、硕士生林传学、洪达、王雪玲等就技术移民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使用、中国人才战略新变化与新趋势、实证研究数据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方涛教授均给出了精妙的回答。最后，陈丽君教授对方涛教授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认为方涛教授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的人才战略和最低工资政策有很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