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丽君教授、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胡晓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刘帮成教授的文章Fueling the Taking Charge Behaviors of Civil Servant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Workload and Non‑Economic Reward 发表于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论文中文题目：激发公务员的变革担当行为：工作负荷与非物质回报的差异化作用

论文英文题目：Fueling the Taking Charge Behaviors of Civil Servant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Workload and Non‑Economic Reward

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对员工积极行为的兴趣与日俱增。作为一种主动行为，变革担当行为是个体为改善工作方式和组织工作模式，消除冗余工作流程，提高个人、团队或组织绩效所付出的自愿性和建设性的努力。在全球竞争、金融市场波动和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变革担当行为对公共部门提升变革能力尤为重要，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自上而下改革的背景下，“改革疲劳”在公务员群体中蔓延，增加了机构改革的阻力和成本。其次，很多组织未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也未推动持续的机构改革，因为实施机构改革比启动或规划机构改革更具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面对日益复杂的工作环境，组织难以预测希望员工执行的活动。因此，公共部门需要能够实施自下而上持续变革的员工。公务员作为政策企业家，其变革担当行为对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至关重要，有助于增强公共部门自下而上持续变革的能力。

因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丽君教授、博士生胡晓慧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帮成教授在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中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关注持续变革的触发因素，探索在机构改革背景下改革接受者如何以及为何实施变革担当行为。以下是这篇文章（Chen, Hu and Liu 2023）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发现。

文章主要内容

现有关于变革担当行为的研究将个人因素（如态度、公共服务动机、自由裁量权、个人能力素质、认知水平）、组织因素（如领导风格、繁文缛节）和制度因素（压力型体制、容错机制）等视为变革担当行为重要的前因变量。改革期间员工的管理策略，如支持、沟通等，在文献中得到了大量关注。但是，关于机构改革背景下公务员变革担当行为的研究明显较少，影响变革担当行为的消极或积极因素尚未得到全面研究。公务员作为改革接受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模式，这将改变他们对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的看法和理解。诸多研究指出，过量的工作负荷会削弱个体的敬业感和满足感，导致工作倦怠和情绪耗竭。高工作负荷具有负面影响，只有当工作努力得到相应的回报时，个体才会表现出积极的行为。此外，获得充足的资源不仅有利于公务员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和实施角色内行为，还有助于实施超越工作职责、旨在改善工作模式的变革担当行为。

龙港的机构改革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环境。2019年6月，龙港实施了大部制机构改革，大幅精简机构，整合职能相近的部门，将41个党政机关合并为15个大部门。与同类县市相比，龙港的公务员和党政机关数量减少了60%，但上级政府的考核要求并未随之改变。在此情境下，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面临机构改革带来的高工作负荷。当前工作场所面临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改革期间的工作流程、改革举措等仍不完善，需要一线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自发地做出改进并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财政支出不能随意扩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绩效工资或加薪的方式来激励公务员。此外，公共部门经济激励主要依据职级进行确定，难以持续满足公务员在工作自主性、成就感、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基于货币奖励的外在经济激励的作用愈发有限，内在成长、人际认同等非物质回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非物质回报和工作负荷如何影响公务员的变革担当行为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如何，这些问题当前尚未得到关注。

对此，陈教授团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对龙港市823名公务员展开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考察机构改革背景下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对公务员变革担当行为的影响。这项研究对变革担当行为文献做出了以下两个主要贡献：一是通过探索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对公务员变革担当行为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变革担当行为驱动因素的有限文献。了解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与变革担当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公共部门预测工作场所中使公务员更有效率的因素。这项研究促进了我们对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却极具价值议题的理解。二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为工作负荷、非物质回报与变革担当行为之间的关联提供理论基础，扩展了对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如何作用于变革担当行为的理论理解。

研究理论模型图如下：

这项研究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首先，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分别启动了两个不同的过程。具体而言，非物质回报启动了对变革担当行为的激励过程，一是通过变革担当态度、主观规范影响变革担当意愿，进而促进变革担当行为；二是通过知觉行为控制促进变革担当行为。而工作负荷启动了对变革担当行为的阻碍过程，通过削弱公务员的知觉行为控制而对变革担当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其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改革前在当地任职公务员，其主观规范与变革担当意愿之间的关系显著；而机构改革前不在当地任职的公务员，其主观规范与变革担当意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一研究发现揭示了社群机制在政府内部治理中的嵌入性。

学术意义

这项研究做出了以下贡献。首先，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积极变革，旨在应对公民对控制政府规模和改善公共服务的期望。自上而下政府机构改革面临来自公务员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情景下，自下而上的累计改进可能是对自上而下深入改革的替代或补充。一线公务员的变革担当行为对于旨在应对日益复杂工作环境的机构改革至关重要。因此，探索变革担当行为的持续触发因素，为维持公共组织的长期适应性所必须的能力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其次，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和行为科学文献作为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虽然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了个体行为形成的内在机制，但诸如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如何产生等问题仍缺乏深入探讨。这项研究旨在分析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能否通过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预测变革担当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工作负荷和非物质回报通过不同的路径来预测变革担当行为。其中，工作负荷通过知觉行为控制对变革担当行为产生负向影响，非物质回报通过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变革担当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该研究结论不仅补充和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而且对理解制度改革背景下公务员变革担当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揭示了社群机制在政府内部治理中的嵌入性。研究发现，社群机制在激励公务员变革担当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了社群机制的适用领域。已有研究表明，公务员的背景和来源可以预测其态度和行为。基于此，根据受访者在机构改革前是否在当地任职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发现机构改革前在本地任职的公务员更了解当地情况，更易受当地社会网络的制约。在政府内部治理中，除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外，社群机制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内在约束。

实践价值

研究发现有助于公共部门管理者设计出更为合理有效的公务员管理举措，鼓励公务员在机构改革背景下担当作为。具体而言，非物质回报是变革担当行为重要的前因变量，因此组织需要关注公务员心理需求，为其提供更多的心理资源和组织支持。其次，与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相比，变革担当态度与变革担当意愿之间的关系更强。因此，对公务员心理反应的洞察有助于公共部门管理者通过提高变革担当态度来激发公务员更强烈的变革担当意愿，从而推动公务员实施变革担当行为。再次，研究结果证实了工作负荷通过降低知觉行为控制对变革担当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尽管非物质回报的积极效应高于工作负荷的消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工作负荷的潜在消极影响（如工作倦怠）应得到重视。因此，政策制定者和改革管理者应注重平衡公务员的工作负荷和工作回报，开展公务员培训，提升公务员应对复杂工作时的知觉行为控制。最后，在政府内部治理中，社群机制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影响公务员的变革担当行为。因此，改革管理者可以建立组织内部规范，加强公务员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培养其对所治之地的责任感，发挥主观规范对变革担当行为的促进作用。

本文作者简介

陈丽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胡晓慧，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帮成，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链接

Chen, L., Hu, X. & Liu, B. Fueling the Taking Charge Behaviors of Civil Servant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Workload and Non-Economic Rewar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3). https://doi.org/10.1007/s11366-023-09852-4